极其偶然的情况下，我于1998年10月24日才读到今年7月24日的《陕西日报·周末版》，上有高建群的文章《我劝天公重抖擞》。读罢第二小节《“陕军东征”说法由来》，不禁瞠目结舌：不敢相信一个作家竟有如此“勇气”，敢在当事人全部健在的情况下，大言不惭地说谎至此！
高文称“陕军东征”说法的由来，是1993年5月19日在京召开《最后一个匈奴》研讨会后，“韩小蕙在征求我如何写会议消息时，我说，不要光写《最后一个匈奴》，贾平凹先生的《废都》，陈忠实先生的《白鹿原》，京夫先生的《八里情仇》，程海先生的《热爱命运》，都即将出版或已先期在刊物上发表，建议小蕙也将这些都说上，给人一种陕西整体阵容的感觉。小蕙的报道名字叫《陕军东征》，先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，后由王巨才同志批示在陕报转载。新时期文学中所谓的‘陕军东征’现象，称谓缘由此起。”
这简直是比天方夜谭还神吹的一段谎话。我当即打电话，把高建群此语念给几位当年参加了会议的评论家和记者们，有的人失声大笑，有的人连称“说谎！说谎！”，还有人说“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”。大家一致的结论，让我马上写一篇澄清事实的文章，因为“陕军东征”确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现象，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，目前趁当事人还全部健在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一定要搞得清清白白，免得给将来留下后患。
那么好吧，我就写。动笔之际，我又想到，此前，无论“陕军东征”炒得多么热的时候，因为一些原因，我还从未就“陕军东征”现象发过言，现在，索性一并在此说个一清二白吧。
1993年5月19日早晨，我去北京空军招待所参加《最后一个匈奴》研讨会。上电梯的时候，记得当时里面有阎纲、周明、陈骏涛诸先生，好像还有唐达成先生。不知谁跟阎纲和周明开了句玩笑，说“你们陕西人可真厉害，听说都在写长篇。好家伙，是不是想来个挥马东征呀？”
后来在会上发言时，有人提起电梯里的这句玩笑话，于是，发言者纷纷跳开《最后一个匈奴》这一本书的思路，争说陕军群体的文学成果与特色。当时明确提到的有《白鹿原》和《八里情仇》，也有人模模糊糊提到《废都》，因为《废都》的书和刊都还没有出来，《十月》编辑部怕人盗版，谁也不给看，据说当时只给了一位评论家看清样，是要约他写评论。
那一天，我因有事，听完会没留下吃饭就走了。回家后翻了翻《最后一个匈奴》，感觉语言太松散平淡，后半部写得完全没了精气神儿，全书水平很一般，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与会者纷纷跳开它而大谈陕军。那么，我的报道怎么写呢？按流行的办法写三行简讯，是最省事的，但似乎有点儿对不起出版社和那么多与会者，而且听了那么多发言，里面也的确有内容，我苦苦思索着。后来突然心里一亮：何不就在“陕军东征”四个字上作文章呢？
《白鹿原》当时已在《当代》刊出，《八里情仇》已经由文联出版公司出书，都不难找。唯一找不到的是《废都》，但也好办，我与该书责编田珍颖女士是好朋友，就拨通了她家的电话。老田的回答还是非常原则：“书再过一个星期左右就出来了，现在谁也不能给看。”我就说明了我要写一篇关于陕军的整体报道，请老田介绍一下《废都》的大体情况，她是这样回答我的：《废都》是贾平凹第一部城市题材之作，反映了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现实。“是贾平凹对他过去作品的总的否定总的思考总的开拓”。
田珍颖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资深编辑，她的特点是第一极为敬业，第二文学鉴赏水平非常高，我很相信她的判断，于是就放心地引用了她的话。
说实在话，当时我之所以写《陕军东征》这篇报道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已注意到全国文坛上发生的一种变化，即长篇小说开始繁荣——经过80年代末的深刻的社会变革，全国有许多作家都沉下心思考了很多问题，然后埋首把这些思考写成长篇小说。至1993年，有一些写得快的已经出版，记得上海有赵长天的《天命》、陆天明的《泥日》、俞天白的《大上海》等11部或13部，山西有张平的《天网》、李锐的《旧址》（即出），浙江还一部谁的很有影响（对不起，手边没查到资料，以上例举可能有误）。作为一个敬业的文学记者，1991年，我曾及时报道了我国散文创作热潮来临的消息，对散文的发展起了一点小小的推波助澜作用（见拙文《太阳对着散文微笑》），这一回，我同样认为经过四年多的沉首下心，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将迎来丰收时期，我计划一个省一个省地写一写，再为长篇的繁荣起一点点推动作用。
《陕军东征》的报道就是这么写出来的。
《陕军东征》写完后，我把它交给我报总编室，就又开始忙别的事了，说实在的，类似《最后一个匈奴》那样的研讨会，一年我要参加几十个，类似《陕军东征》那样的报道，在我的报道文字当中，也是很普通的一篇。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竟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。
5月25日，《光明日报》以二版头条位置，刊发出《陕军东征》一文，约有2000字左右，的确占了不算小的一块。但对于报社来说，这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消息。后来过了些日子，好像是周明先生告诉我，说《陕西日报》转载了我的文章，问我知道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陕报没有任何人通知过我，也没寄给我样报与稿酬。能转载我当然高兴，但这也很普通，因为我有很多消息被各种报刊转载，不新鲜。
新鲜的事可是陆续来了。一天，我家的电话突然响了，是一个来自陕西省的长途，对方说他名字叫程海，写了《热爱命运》，问陕西什么人搞阴谋陷害他，不让他的名字出现在《陕军东征》一文里？我一听这是哪儿和哪儿呀，赶紧告诉他谁也没有陷害他，报道是我自己写的，陕西方面事先谁也不知道我写这篇报道，也没有定过调子，不信请问问别的记者，参加那会的各报记者有一二十个，您问谁都行。《陕军东征》一文里之所以没写他，是因为没有人提起他（事后我才知道，《热爱生命》当时根本就还没有出版）。我说的绝对是事实，程海放下了电话。没想到，过了两天，他又来了电话，说是“我们省委宣传部已经决定，陕军东征要提五部书，要把我的《热爱命运》加上。”我有点儿不高兴，心想事情早已过去了，怎么还没完没了，就不客气地回答说“怎么提是你们省里的事，我的报道已经发了，跟我没关系了。”（现在看来，我当时态度不好，不该说那么硬的话。但后来我被告之，陕西省委宣传部并不曾作出这一决定。）
又过了些日子，喝，可是不得了了，只见街上一些报纸上、书摊上出现了很多“陕军东征”的标题、口号和宣传字样，到处都在“炒”陕军。果真就卖了很多书，最明显的是《八里情仇》，从第一版的6750册，直线上升到十多万册（最后达到多少册我也不知道）。《最后一个匈奴》也得到好处，一版再版不说，作者也声名大噪。程海的《热爱命运》也真的加进来了。后来还有许多搭车的书，都自称是东征的“陕军”，一时陕军真是大大火爆，名扬天下。
这时再碰到陕西的或不是陕西的文友，多提到我为陕西“立了一功”，我心里何尝不明白，这有的是在讽刺我，暗指我瞎炒什么陕军。我只有暗暗叫苦：其实我的报道真的是一则很普通的消息，我写的还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，瞎炒作的并不是我。更糟糕的是，报刊上竟然还出现了两个省的两个评论家打起笔墨官司，致使我原来一个省一个省地写的计划也泡汤了。后来听说，还有人气势汹汹地到出版社去闹稿费，扬言只要发现人家多印了一本也要罚款多少多少！出版社没地方出气，于是也只好骂我瞎炒，唉，我真是代人受过，心里凄凉得很。
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愿出来说“陕军”的主要原因。
说透了以上背景，似乎就不用理睬高建群的假话了，因为最明显的一个事实，就是他把“陕军东征”当作一个功劳往自己身上争，我可是至今说不明白“陕军东征”到底是功还是过？至少，还有待于时日的检验。
不过，事情还是应该说清楚好，免得像文友们说的，为以后留下后患。那么，我就纠正高的这么几条谬误：
1）、我至今根本不认识高建群，他也不认识我——我这里“认识”的含义，是指有没有私人交往。1993年我写《陕军东征》之前，陕西的作家里只有刘成章、李佩芝、和谷和朱鸿认识我，因为他们几个都是散文家，是我们“光明日报”文学副刊的作者，其余，连陈忠实先生在内都不认识我，这不奇怪，我乃小记者小编辑一个。
迄今为止，除了一两次公开的、有数十人参加的会议场合外，我没有见过高建群，更不曾跟他说过话。
2）、当记者16年来，我写过不计其数的消息，从来没有一次“征求”过当事人应该怎么写。如果说今天韩小蕙作为文学记者能为大家注意的话，恰正是因为我的每次报道都力求寻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，不愿人云亦云、一抄通稿了事。所以高建群说我征求他“如何写会议消息”，纯属子虚乌有。
3）、如前所述，《陕军东征》一文中，并没有提到程海先生的《热爱命运》，这一个细节，高建群可是没有注意到，所以，他说错了。
4）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，高建群至今还不知道的，就是“陕军东征”字样，当年并不是仅有我一个人使用，我记得贺绍俊先生在《文艺报》的报道中，也曾引用了这几个字，只不过没有用在大标题上，而是用在肩题里。所以，高建群怎么也没编出贺绍俊也去“征求”他消息应该怎么写的假话，这可真是假的怎么也是假的，总有破绽要露出来。
在写本文的过程中，我曾一再地提醒自己，态度可别过激，语言一定要平和，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，宽容一点，大度一点，给人家留一条可进可退的路。可是当我看到陕报上高建群的照片笑得那么灿烂那么从容，一点儿都没有做了亏心事的样子，又觉得义愤填膺——不纠正他，难道是我这么多年来贪人之功地说了假话？！
我在想：为什么在名利面前，有些人能够眼都不眨一下，做得这样厚颜无耻呢？智者莎尼兰尔曾说过，“名誉是你的一封最有效的自荐信，你一生的前途都得依赖着它”，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还要为了争名夺利，就不惜糟蹋自己的名誉呢？
在此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即请高建群正式做答：你说得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？如果你记起确实是虚构了那一段情节，那么就请公开予以纠正，我也不要求你做解释或道歉；如果你坚持己说，那么我将保留拿出人证物证，对薄公堂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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